实现碳中和需要包容性、 适应性和公平性的能源转型

在明确提出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基础上，4月22日举行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我国进一步作出承诺：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根据这一承诺，尽快改变我国能源结构“一煤独大”的现状，实现煤炭消费总量早达峰、低达峰，并在此后加速退煤的路径已逐渐清晰明朗。

然而，退煤并非易事，需要面临多重挑战。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着重分析退煤的复杂性，并对我国实现能源体系重塑给出建议。

我国退煤的艰巨性

我国退煤面临艰巨挑战。笔者认为，主要的挑战可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是时间紧任务重。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国。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在全球煤炭消费量中的占比达到51.7%。虽然近些年我国煤炭消费增长率已呈减速趋势，但考虑到我国仍处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煤炭消费在短期仍将存在增长动能。要在不到30年内里淘汰大部分煤炭消费，并为剩余小部分煤炭消费配备相应的负碳技术，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二是制约因素多。退煤不仅是能源环境问题，也涉及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因此，在退煤过程中，需统筹考虑能源安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等诸多因素，这将进一步加大退煤难度。

传统观点往往把退煤简化为“压减煤炭消费总量”，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也主要被归结为政府的决心是否坚定。似乎只要政府政策力度够大，在主要终端消费行业推进“煤改气”“煤改电”且补贴到位，退煤就可以成功。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以退煤为重点的能源低碳转型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粤港澳大湾区的退煤困境

笔者通过大量实地调查研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退煤经验进行一系列深入分析，发现成功的能源转型需要在淘汰煤炭和其它高碳能源的同时，提供足够多的替代清洁能源，以保障能源供给安全，满足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需求。

粤港澳大湾区“缺煤”，意味着退煤并不会受到来自于传统煤炭相关产业的巨大阻力。然而，大湾区的实际退煤过程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以至于该区域低碳清洁能源发展相对滞后。对退煤后能源供应安全的担忧也拖慢了大湾区退煤的脚步。

以电力行业为例。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稠密，缺乏大规模发展大型风电和太阳能电站的土地资源。而小型屋顶光伏和离岸风电，则受到电网建设周期长，发展滞后的制约。粤港澳大湾区的水电资源也大都早已被开发利用，缺乏进一步开发的潜力。在福岛核事故之后，我国核电项目审批放缓，粤港澳大湾区的核电项目也很难在短期内有很大的发展。气电作为退煤后一种相对清洁的过渡性能源，虽广受关注，但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缺乏本地气源，天然气供应主要依靠外调及进口，易受市场供需、国际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供应中断或价格飞涨的风险较大。